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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没有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我不可能有机会去硅谷，接触国外科研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新思路，也就不会有后来在中关村的创业活动。一个社会的创新，最基础的东西是信息交流，有了信息的交流，才能发现差距和不足，才会有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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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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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我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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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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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4年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我不做，其他人也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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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能老是很失望丧气吧？相反,在办公司这条路上，我也学到了在科学院当院士、当科学家绝对学不到的社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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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我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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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以做很多事，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所以还想研究一些事情，可以教给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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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需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