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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农历九月，天已经变凉了，人都开始穿夹袄了。一天，我正在地里忙着农活，保长王天旭急匆匆跑来说：“昌平城要修城墙，村里决定派你去，每天给35块。快回去收拾收拾走吧。”
当时的35块钱可以换5公斤玉米，够一个人三天的口粮。我几乎没有犹豫，回家带上皮袄，跟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说：“我去昌平干活了，每天有35块钱，过几天就回来。”
当天就到了昌平一个叫大兴殿的地方，有300人左右。当晚，我们就乘火车进了北平，被送到劳工协会，在拥挤不堪的房子里住了一夜。说是住，其实差不多是站了一夜，人多，屋子小，根本就躺不下。
第二天，我们就被送到天津塘沽，集中在一个大房子里，极冷，后来有人说那是一个冷库。在那里，为了等其他劳工，我们一呆就是16天。从门缝里看去大房子周围有日本兵和手里拿着棍棒的中国宪兵看着，还有狗。
在这里觉出害怕了，不知道要我们干什么，每天就给点黑面窝头混着。我觉得受了保长王天旭的骗。
等到第16天，所有人随身带的衣服、被褥都被收走了，每个人都被脱光，日本人给我们发衣服，都是统一的黑色衣裤，上衣的胸前有条红道。
后来，我们就上了运煤的货船离开了塘沽，几乎所有人都趴在煤堆上，在海上漂泊了一夜到大连。过了3天，船又走了，直奔日本，大约16天后到达日本的门司下关。
上岸后，我们首先被带去消毒，让我们洗澡，蒸衣服。然后就被带到三井田川矿业所在地。据当时同去的识字人说，那地方有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字样的“三井田川”。
我被分到了一个10人的小组，其中有三个日本人主要负责技术和监工。我们的工作，就是给煤矿架立柱和上面的顶梁。矿井里又潮又湿，还有难闻的气味，有时候都觉得透不过气来，每天工作下来差不多要虚脱。天天就是觉得饿，两眼都冒绿光了。
这样连续干了一年零两个月，中间连一天休息都没有。不少人病饿、劳累而死。
1945年农历十一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的4个多月，我们才开始陆续回国。装满中国劳工的船漂泊十多天，我们回到了天津。刚下船，国民党抓丁的就等在码头上，大部分人被抓走了，我因为在矿井下历经了一年多暗无天日的劳作，全身长满疥疮，没有被抓。
当时设在天津、专门遣送受害劳工的一个组织给我们每人发了1万元钱，作为回家的费用。可当时通货膨胀严重，1万元钱只够买双鞋。
我爬上火车，咣当咣当到了沙河，下火车，差不多是小跑着直奔温泉乡辛庄村丈人家。
跑到丈人家时，我全身被汗水湿透了。推开虚掩的大门，妻子愣愣地看着我，死死盯着我脚上的趿拉板，半天也没认出我来。
经过一年多休养，我才慢慢恢复健康。后来，妻子鼓励我参加了解放军，随一野转战大半个中国。1950年，我又随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1954年回到东小营村。
（郑振国老人现已去逝，此文根据2002年的采访记录及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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