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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谆，现年９１岁，1914年出生，河南省襄城县人。1944年春，在洛阳保卫战中，时任国民党第十五军连长的耿谆在激战中两次受伤，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日军的俘虏营里。后与其他９８５名中国军民一起被押到日本中山寮的鹿岛组铜矿做劳工。１９４４年８月，由于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耿谆率700余名中国劳工发动暴动。其间共有４１８名中国人被虐待致死，史称“花冈惨案”。
耿谆回忆：
日军将我们这些被俘官兵押至洛阳西工营房作短暂停留之后，又将我们押往石门战俘集中营（今石家庄平安公园和原环宇电视机厂一带）。在石门集中营，战俘们所受到的是严刑拷打等非人的折磨。二十多天后，日军将千余名战俘押往北平西苑战俘营。
（据原石门俘虏收容所职员藏本证言：“从俘虏收容所到石门车站，步行要30分钟以上。其间中国警备队都持有手枪或其它武器，日本士兵扛着步枪，在这种警备下是无法逃跑的。途中如果逃跑，就要开枪。”）
1944年7月，日本兵把我们押上了一条海船，我们是被捆绑着上的船。海上，为了躲避美军的袭击，海船在大海上航行了７天７夜。日本人把所有人关进船舱，还在外面蒙上防雨布。时逢盛夏，很多人中暑，几天内就死了３个人。日本人把尸体裹上军毯，用绳子一捆，绑块铁，就扔进海里。直到轮船到达日本下关港口，看见港口里都是日本人，还悬挂着日本旗，才知道来到了日本。我想，我们今后就可能死在这儿了。
我们是第一批被押至花冈中山寮集中营的，之后，又有两批共700名中国劳工被送来。共计986名中国劳工在花冈被强迫为日本企业做苦役。被送到日本做苦工的不光是战俘，还有在河北抗日根据地抓捕的普通百姓。公司的名字叫做鹿岛组，鹿岛组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个叫花冈的大集镇做工，那个地方有铜矿，我们给铜矿挖排污下水道。
严冬到了，冰天雪地，难友们仍身着单衣，赤脚穿着草鞋，整天泡在冰凉的污水之中。冻得实在难忍，大家就拣些水泥纸袋绑在身上御寒。但被日寇监工发现后，统统收回烧掉不准再用。这些监工们，都是侵华战场上受伤回国的日本官兵，几乎人人心狠手辣，我们随时会遭到日寇监工的毒打和凌辱。夜里就更难熬了，每人只盖一片破毯，冷得不能入睡，常常几个人背靠背坐着取暖，瞌睡极了就倒成一团。病号室里彻夜都有人哀叫：冷啊、冷啊。为了使病号暖和点，我吩咐在工棚的通道里架火取暖，腾出破毯子给病友盖上。非人的折磨，使难友们越来越支持不住，仅半年时间就死去二百余人。我身为大队长，深感挽救有责，曾多次向日寇要求增加口粮、改善生活条件，但却一无所获，日寇总是阴沉沉地回答：“粮食的没有，你们大大的不好。”
1945年3月以后，日寇为了赶任务，巧立名目叫做“突贯期间”，就是搞突击，每天要做16个小时的苦工。难友们稍有怠慢，就横遭日寇的拳打脚踢，在这种超强度的劳动下，饮食却更为恶劣。当初，每人每顿只能半饱，后来粮食又减，每天两顿改吃橡子面，此种面粉蒸成干粮，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因此病倒者、死亡者日多，有时一日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病室中常有上百人躺倒呻吟号饥，我每次到病室，病号都握住我的手，声泪俱下，呜咽着说：“队长啊！我要是多吃一口饭，还能站起来。”有的刚说完，就离开了人世。
难友路老坎快要饿死，想见我一面，我过去时，他已奄奄一息，一见我来，满眼含泪，强打精神地拉住我的手说：“队长啊，给我弄口饭吧！我死后不能当饿死鬼啊。”但对这一可怜的要求我也难以办到，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悲惨地离开人世。他死时双目圆睁，饱含着无限遗恨。我难过地用轻轻地抚下他的眼皮，禁不住滴滴泪水洒在死者的脸上、身上，在场的人也都泣不成声了。
难友刘泽玉身患重病，但不肯休息，因为监工规定：挂病号者口粮减半。为了多吃上一口饭，他硬挺着病躯上工。收工时，他蹒跚地走在后边，附近一位日本老太太见他十分可怜，扔给他一个米饭团，不料被外号“铁拐李”（该人名叫桧森，在中国战场上曾被打掉一条腿，人称“铁拐李”，此人心狠手辣）的监工看见，晚饭后，“铁拐李”喝令刘泽玉脱光衣服，一阵棍打脚踢，不大工夫，便打得满身是血，不省人事。“铁拐李”叫人拿凉水把他泼醒，又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腿部，刘泽玉惨叫一声，又昏厥过去。此时，监工福田，又用正燃着的烟头，烧刘泽玉的脖筋，直到其一动不动才狞笑而去。
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揪到我跟前，气愤地说：“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此时，李担子跪在我面前，无限羞愧、悔恨地说：“队长，我该死，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地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饥。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李担子不是饿得没办法哪能会干出这种事来？这难道是李担子的罪过吗？这是日寇逼出来的呀！于是，我慢慢将李担子扶起，告诉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当时惨景何止这些，平常难友们因饥饿难忍，误食草根、野菜中毒而死者也不时发生。
同年6月中旬的一天，难友薛同道身体虚弱，收工时跟不上队，在地上拾一苹果核充饥，被监工看见，当场遭到拳打脚踢。晚饭后，日寇监工集合全体劳工，当众把薛同道推倒在地，几个监工凶神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个叫小田的鬼子，手执牛鞭暴跳如雷地对着薛同道的头部、腰部乱抽。我们这位受尽了非人折磨的难友，在日寇的毒打下，几天之后便悲惨地死去了。日寇伊势竟凶狠地说：“死了死了的好。”……
（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因不堪非人虐待，耿谆带领中国劳工于深夜举行暴动。耿谆说：“其实我知道，只要暴动必死。” ）
由于暴动失败，除了一个人没有找到，我们全部被捕了。我被送到警察局，其他难友倒绑双手被押到花冈一个铁丝网围起来的广场。他们整整３天３夜跪在广场上，没有水喝，没有食物，日本人还用木棍狂打和脚踢。这次暴动中我方共死了１５１人，因为天热，日本人挖了两个大坑把尸体埋掉了。
法庭到９月１１日才判我死刑，我不知道其实这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没多久美军就来了，日本再晚一年投降的话，我们这些劳工就都没有活路了。
资料来源《花冈事件》张国通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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