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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赵宗仁，记得1944年11月份，我14岁。当时这个形势啊，日本人跟中国政府要人，当时我所在的昌平县政府肯定不能说实话——招一些农民工去日本给人家打工去。当时以什么形式呢，就是招工，来骗你，骗农民。一开始说的时候是到昌平县城去做工。当时招工的这些人说话都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说法。像我们俩（指身边坐着的任有福老人）就说的是到昌平去做工。因为当时家里生活困难，我还正在上学，任有福呢没上过学，家里比我还苦，为了挣口饭吃，这样就出去了。
开始从家走的时候，村里有个伪政府叫保公所把我们俩找去，叫我们俩晚上到现在的阳坊镇的伪乡政府。到了以后已是晚上，全乡的民工集中以后，连夜走到昌平。到昌平以后，昌平有一个新民会，是为日本服务的这么一个伪政府。在新民会一个大院里头，集中了全昌平的几百名劳工，晚上到昌平呆一会儿就天亮了。当时没人交待说做什么，到哪儿去，没人谈。在昌平呆了一天，当时的伪保公所给了我们两个人一万块钱的纸币，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的那种纸币，给了我们一万块钱作为饭费。我们俩年纪小，也穷也舍不得花，我们买了点豆腐丝吃。这样呆了一天以后，下午晚上太阳落了以后，就把我们送到昌平火车站。这时天有点黑了，有些农民工就开始逃跑。从昌平到前门火车站，经过大约五个站，基本上每个站农民工都有跑的。到了前门火车站以后，我们被带到华北劳工协会，有的人说华北劳工协会在西交民巷，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华北劳工协会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在那儿住了一宿。第二天白天，在劳工协会里头，劳工可以随便出出入入，当时又跑了好多人。到下午，太阳落了，没跑的这些人就被集中起来了，有伪警察背着手枪，大概三个警察把我们全押到前门火车站上火车。上火车以后一直拉到塘沽。这是农历的9月初一。从天津到塘沽只跑了一个人，因为车厢的两头都站着警察，只跑了一个年青的，火车刚起动的时候，钻窗户跳火车跑的。
到了塘沽以后，天还不太黑。我记得在塘沽的北边，即码头的北边，门口日本军人支着轻机枪，还有一名端着步枪站岗。这个地方是三面铁丝网，一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当时我这个小小的年纪一看事情不好，可以说绝大部分农民工这个时候都傻眼了，想跑跑不了。那是1944年11月9号、10号左右到的塘沽。
到塘沽进了一个大院以后，就把我们交给当时给日本人当汉奸的这么一部份人。他们手里头拿着镐子，要我们这些人站好队，把衣服全脱光了，一点不留。自己有双好鞋，汉奸都要过去；有条皮带，自己留着，汉奸说不行。身上带的钱，汉奸提一个消防用的圆桶，谁有钱就扔到里面，反正不交也不行，没地藏。站了一会儿队，就派了几个人，抱了几床被子，一人发了一床棉被，棉被的质量就甭提了。我们就这样披着棉被进了一个活动的木板房，当时的人数，我的记忆中大概是148人左右。在睡觉以前，汉奸跟大伙儿就讲，因为当时天冷了，睡的床是整个跟房子连着的，全是木头，睡觉躺着凉，就两个人铺一床被窝，盖一床被子。睡觉的姿式不许脸对脸，夜里翻身、大小便得先喊报告，屋里大灯泡整宿都亮着，汉奸在屋内看着这些人。在塘沽的第一天，有一个姓蓝的老头，夜里翻身没喊报告，汉奸拎着个四轮镐子照脑袋就打了一下，当时脑袋就打出血了，这是到塘沽的第一天晚上。我们的衣服全被收走了，我们披着被子披了两天，后来，一个人发了一身黑色单中山服。白天没事大伙儿在院里瞎转悠，汉奸拿着镐子不知又打了谁，我忘了，因为那时刚到一块儿，互相还不认识。劳工里头有一个叫李长春（音）的人，他是东北旺乡李家庄的人。他当时看不惯了，跟这个汉奸发起脾气来，说你这样打人不行，态度挺严肃的，当时就把这个汉奸给镇住了，不敢打了。
在塘沽呆了一个星期，看这些劳工，像我们昌平这些人吧是被骗去的，还有的是从各个地方日本人抓的，从各个地方拿绳捆着用汽车运来的，反正什么样形式的都有。在塘沽的七天里也看到不少惨剧。有的劳工得了病以后，特别是得了拉肚子，不管死不死，派两个人抬出去，海边上尽是水坑，往水坑边上一扔就不管了。也亲眼看到了野狗撕扯着这些死尸，因为隔着铁丝网看得很清楚。在塘沽还发生过一次暴动。有一天夜里睡着觉，听到外边枪响，不知怎么回事。早晨起来以后，大家伙儿就在一块儿议论，从这些议论当中，我听到的是有人搞暴动。搞暴动的人数是三个人。一个在街头被抓了，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一个是中国的日本翻译，再有一个是伙房做饭的。他们三个人分配的任务是，伙房这个人拎着菜刀去破坏铁丝网，日本翻译去抢日本岗哨的枪，结果枪没抢过来。这个翻译当时脑袋反应特别敏感，枪没抢过来以后，他回到原来的房子里就装睡去了，他是一点事都没有。伙房的这个人被枪给打伤了，当时是死是活不知道。被抓的地下工作者则跳海了。最后结果怎么样，也不太清楚。这是在塘沽大致发生的事情吧，在我脑子的记忆是这样的。
第七天临上船以前，每人发了一双布鞋，这些布鞋都是奸商做的，没法穿，看表面是布，实际里头都是纸做的。我们这些人穿上鞋后，就奔码头走，离码头有六、七里地左右，这个鞋就穿坏了，给扔了。上船以后我们被编成两个中队。有一部分人穿绿色中山服的，那是一队。我们昌平穿黑色中山服的是另一个队。因为穿绿色中山服的人数少，从昌平的48个人里头拨给他们一个班，即12个人补充到那个队里头去了。在船上每人发一块白布，上面用黑毛笔写着字，一个写的是熊谷，另一个写的是北太（音）。
在大海里这样漂泊了8天7夜，有时候夜里船不敢走，怕遇见美国的舰艇，就抛锚。如果直接奔日本的话，有4个昼夜就到了。在船上每天吃一顿饭，吃的是棒子面。
我们在日本下船的地方是门司下关，下船以后把衣服又全都脱光了，脱了以后上蒸锅消毒，人进澡堂子。澡堂子的水有一股呛鼻子的味，里面不知道搁了什么消毒水。洗完澡后就坐火车，坐了多长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到东京下火车，到一个旅馆吃了一顿饭，像这么大的碗（用手比划一个小碗大小）不满一碗，这就一天的饭。吃完饭后又上了火车，把我们老昌平的136个人运到了日本的福岛县，东边紧靠大海。到那儿就是做壮工活。那个时候，福岛县那儿建一个电站，我们筛沙子、搬石头、抬石头、装轱辘马（日本一种小型人力工具）、往山上运水扬机。刚开始到福岛县的时候，下火车的第一顿晚饭，给了一小碗纯黑麦子面的面条吃，一个人发了一个小木碗，连汤带水带面条，一个人吃了一碗。第二天一干活就吃黑麦子面里头加上大米的细糠，一天三顿，一顿一个长条形的小馒头。拿着趁热闻，怪味特浓。那些东西，拿现在的人说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一天三顿就这么苦熬着。后来天逐渐转冷，开始下雪了。那个地方的气候很特殊，它下雪一开始下起来，每到中午就停三四十分钟，看太阳是迷迷糊糊的，过了这个时间还接着下，雪下得也不大。到福岛县以后，也发生了几起事，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虐待情况也是非常难以忍受，吃得不好，住的是木板钉的筒子楼，一层木头板，周围透风。刚到日本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胶鞋，胶鞋是拇指跟其他四指分着的那么一种单胶鞋。天气逐渐转冷以后，有几个人的脚冻破了，我也是其中之一。脚冻坏后痒，一挠就挠破了。在福岛县有三个中队，其中有一个中队都是被俘的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有一个小队长发现我脚冻坏以后，就让我洗澡。在这个澡堂子里烫了几次脚以后，小队长给我抹清凉油，后来又给我编草鞋套在胶鞋外头，这样我的脚慢慢的才好。
我们在福岛县的日子不多，有一个是病死的，什么病不太清楚，因为没有大夫给瞧。日本人对中国这些劳工，就是你有病能活就活，不能活你就死，他不管。我们刚开始到那儿，这三个中队里头，我们昌平这个中队到的最晚。有一个一中队的，那里头的人特复杂，什么人都有，有在前线抓的八路军，有的是抓的地下工作者，也有小偷，什么人都有。里头有三个逃跑的，有一个给抓住了，捆着带回来，在劳工面前，打得浑身是血，等于给我们示众。另外二个怎么处理不知道，反正没回来，没回原来的集体。
还有一次，卷扬机往山上弄轱辘马，往下放空车的时候，那个速度相当快，因为山坡的坡度超过五十度，有他（指身边的任有福），还有另外二个正走在独木桥上，而轱辘马的轨道也在上面。当时是中午刚上工的时候，轱辘马就哗啦哗啦放下来了。任有福年纪小，动作很灵，他跳了下去，趴在枕路上，还没跳到河里。那两个人，一个是东北旺李家庄的李长春（音）被撞成终身残废；还有一个姓郑的昌平人，小名叫郑秃子，撞完二天后就死了。
出了这个严重的事故以后，工程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被运到日本的长野县。长野县的气温比福岛高，不下雪，从东京坐火车大概2个小时左右。长野县日本的监工对中国劳工要松散一些。吃的东西是棒子面窝头，吃的数量跟福岛县差不多。可在那里死的人多，都是病死的，年纪大了得病没人管。在长野县大概死了十来个人。有一个得病最残酷的，他叫张真（音），是昌平后碾村（音）的。反正那个时候中国劳工身上都长疥疮，他长疥疮最严重，浑身流黄水，死得最惨。死后装在一个小木头箱里，抬走就给烧了。
在长野县基本没发生什么恶性事故。看到过美国飞机轰炸，也看到美国被俘的军人在河滩里劳动。
长野县进入夏天后，我们又被运到北海道。北海道的北见市，离北见市不远有一个山沟叫置户村。那儿有一个水银提炼厂，我们做的是开山的活。从山坡上一点一点往下劈，找水银矿条。反正不管到那儿，都跟轱辘马打交道，轱辘马四个轮子在轨道上走，人推着，往山上走时，卷扬机往上拉，即一种小车。吃的是大豆榨完油后的残渣磨成面蒸窝头，吃得劳工肚胀，还吃不饱。有的劳工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从松树上采集木耳吃，结果中毒，脸肿、手肿，疼得受不了。北海道劳动时蚊子叮，睡觉时跳蚤咬。虱子就更不用说了，从筒子楼楼道一走，就爬在腿上，所以必须用衣服裹着腿。吃菜没有，有时还吃马的内脏，吃日本人不吃的鱼。记得伙房在山沟里，木板钉了一个平台，平台离地面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天气热，马肠子扔在地面生蛆，鱼也生蛆，就吃这些东西。最可恨的是劳工不能得病，得病了，不给看病，还减去一半的食量。正常参加劳动的一顿一个窝头，有了病以后，不管你什么病，去掉半个。
在北海道还遇见一个特殊的人物，一个叫老和尚的日本人。他在北京呆的时候长，说多半口中国话。他有时候就到劳工的住地去绕弯，看见那个劳工病了不能干活，他就硬逼着干活去。有一次，我们六、七个人得了感冒干不了活。老和尚看我们坐着，就让我们干活去。我们说干不了，他就上政治课，他说，“你们到日本干啥来了？”我们实话实说：“我们被日本人抓来的。”他就说：“不对，你们是建设大东亚来的。”当时他见我们人多，没敢打，也没敢发脾气。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姓王的得病了，一个人留在住地。老和尚发现他后，打得他浑身是血。北海道这个阶段比长野县滋味难受。日本人快投降的时候，从一中队抓走了几个人，这些人一般都是共产党，大概三四个。宪兵队把他们抓走以后带到日本扎幌的宪兵队，天天审讯。审讯期间，有的绑到老虎凳上灌凉水，一天一壶凉水，不喝也得喝。日本宪兵队把人绑在老虎凳上，脸上蒙上一个毛巾，凉水往毛巾上倒，你吸气水就进去了。打得也是浑身是伤。河北省有一个叫蒋英（音）的，他原来在石景山电厂做地下工作，日本兵就抓了他，打得他屁股不能坐。这些事是日本投降后，把他们放回去，劳工一块儿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的。
后来我们知道日本投降了，回国有盼头了，那时没人管了，日本人管就打他们，日本人都不敢管了。我们的衣服全穿破了，没得穿，没得铺，没得盖。有一次我们在北海道，一个日本警官给我们这些劳工开会，说你们要回国了，你们的衣服也破了，给你们发点补贴，你们自己补补，以后就回国了。当时有一个姓范的翻译，中国人，他就反对，劳工就更反对了，就让我们破破烂烂地回国，那儿行啊！后来发了一些衣裳，军用的。1945年12月初，美国军舰载着日本兵回日本下船，我们上船，就坐船回国了。
（此文系海淀区档案局工作人员根据2005年采访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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