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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农历）前后，我当时15岁。有一天给牛割草时，村保所一个跑腿的来到我家，说昌平县有个活儿在招工，工钱是每天两升玉米，问愿不愿去。我与家里人商量后，觉得有个解决吃饭的地方挺好，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外出的东西，当晚就随来人到了乡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被带到日本。我与同乡别村60多名农民工一道被连夜送到昌平县县城，在那里人更多了，随后我们就坐火车到北平市内的华北劳工协会。
在从县里转到市内的路上，就已经有机灵的人发觉事情不对，中途跑掉了。在前门火车站集体登上火车时，伪警察拿着枪把守在车厢两头，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火车“咣当”了许久，终于停了下来，我们被带到一个有几排简易木板房，周围三面围着铁丝网，一面直对大海的地方。被押在这里的约有二三百人，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从其他人的只言片语中，才知道这是天津的塘沽港，随后被关进一座挂着冷藏库牌子的很大的建筑物里，看守也换了人，铁丝网外是拿着枪的日本兵，里面还有一帮汉奸。日本人怕瘟疫，我们一到塘沽就被全身脱光，换上日本人给的黑衣服。
在塘沽呆了半个多月后，我们这拨儿人在领了四身衣服和两条线毯后登上了一艘日本货轮，没有人告诉货轮开往什么地方。货轮甲板下装满煤块，煤块上铺层席子。在船上，听同伴说，有个病死的人被日本人直接扔进了大海。
货船时开时停，航行了十六天，终于停靠在码头（日本门司港）。我们被押到澡堂消毒，记得喷头喷出的水熏得我睁不开眼睛。然后坐火车，步行，终于来到一处山坳中的煤矿。
日本人好像早有准备，矿山上搭着几排简易木板房，周围用木栅栏圈了起来，每根木栅栏上端都削得尖尖的，像花枪头一样。一到那个地方，日本人就收走了两套我们带过去的衣服。
在这个木栅栏圈中，还有日本人的办公室，门口一块木牌上是日文，那时我能识点字，清楚地看到其中几个中国字——“三井第三坑”。日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的地方属于日本三井煤矿。
中国劳工按军队编制被分成班、小队、中队，每种编制都有一个劳工做“工头儿”。煤矿的工作是三班制，每天劳动八个小时。我的工作是在矿内采煤工地支窑柱，当煤碳采下来以后，立刻将坑木做好支架，为防止煤窑落顶。矿上也有日本工人，但他们一般只是指使中国劳工干活儿，很少亲自干，而且吃、住待遇也和中国劳工完全不同。为了让中国劳工明白日本工人的口令是什么意思，中国劳工还被要求记背简单的日本话。
所有劳工被依次编号，因为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儿，我只记得自己是二百三十几号。要求我干什么，日本人就用日语喊二百三十几号，如何如何。
至于吃住，条件全部是最低等的。我们住的木板房四面都是缝隙，挡雨不挡风。在矿上干活儿的一年多里，我们没有吃过一次肉，菜中没有见过一点油星儿。
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令不少中国劳工生了病，矿上虽然有医务室，但中国劳工的生命在日本人眼中不值一钱，不给好好看，有的根本就不给看。死了人，就让死者的同乡将尸体抬到矿区外，架起劈柴烧掉。
我的右腿留有残疾，至今走道一瘸一拐的，那就是三井矿山弄的。到矿上半年的时候，一天，我与一个日本工人一起扛运支窑洞的木桩，走在后面的日本人犯坏，使劲把木桩向前一顶，我没准备，一下子摔了个大马趴。木桩狠狠砸在后背，右腿重重摔在石头上，牙也被磕掉三颗，我当时就起不来了。我满身是伤、嘴里鲜血直流，挪到医务室时，日本医生只给了几片药就把我打发了。而且即使受了伤，也不能休息，还得拖着伤腿每天在矿井爬上爬下。
我一生中最惨的日子就是在日本当劳工。我们从未领到任何工资。当日本投降我回到老家后，母亲已去逝，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我的下落。
（老人由于患脑血栓病，现已基本不能开口讲话，此文根据2002年的采访记录、2005年儿媳的叙述和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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