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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农历），我当时23岁。有一天，被华北政务委员会（日本的傀儡机关）任命的村干部名叫刘世昌来到我家说：“昌平有个修仓库的活儿，需要劳力，去吧，干三个月，一天35块钱。”我想，干完三个月，刚好回家过年，就答应了。后来就被带到了昌平县一个叫大兴殿（像个旅馆）的地方，大约有300人左右，伪警察站岗看守着我们。后来我们就坐火车到了位于北京市内的华北劳工协会，在那儿有人告诉我们说：“去天津干三个月活，结束后可回村。”
就这样被带到天津塘沽港，我们约300多人被塞进了类似仓库的大房子里。当时，听别的中国人说要被带到日本去。有很多日本兵手持枪监视着大房子，大房子周围布满了铁丝网，无论如何也是逃不出去的。我们的衣服全被脱光了，让我们换上一身黄色服装，在塘沽呆了16天。
在塘沽乘货船大约用了16天时间，被运到日本的门司港。上船时，持枪的日本兵站在两侧，想跑都不可能。抵达门司港后，乘火车再乘汽车被带到了三井田川煤矿。
我在煤矿的工作是在采掘煤炭工地附近，将装满煤炭的矿车连接起来。工作为三班制，每班劳动八小时。
伙食是每天三顿饭，但每顿只有两个干巴巴的馒头和罗卜咸菜，见不到一点油星，有时连咸菜都没有。在宿舍时有汤，但汤里看不到任何东西。在日本做劳工一年零两个月，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饿。
有一次我生了病，躺在那间又潮又冷的大木板房的地铺上，我迷迷糊糊地躺了48天。在这房子里，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来自同一个乡的8个人，已经有两人躺在铺位上死去了。我们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没有人来看望过我们，更不要说有大夫来看病。有个我从小就认识的伙伴在地铺上躺了许多天，无人过问，一天夜里死掉了，很快被抬出去烧掉。同一个队里有个叫王孟雄的河北衡水人对我说：“你也会死在这里。”好在奇迹出现了，我又活了过来。人家都说我是捡了一条命回来的。
有一天，不知什么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了一个日本人放在矿井内的盒饭，又把空饭盒扔在了我旁边。日本人非说是我偷吃了盒饭，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当时耳部就红肿起来，过后常常从耳朵里流出脓水。
1945年阴历十一月，日本战败后，我们被解救回了国。中国劳工的骨灰盒也被带了回来。在天津塘沽下船后，我看见骨灰盒堆放在露天地里，堆得像小山一样，得仰着头才能看见顶。
当我满身疥疮、一瘸一拐地走回村口的时候，第一个见到我的人吃了一惊，说：“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原来，我被抓到日本以后，家里人就再也没有了我的消息。当时我结婚只有两年多，家里只有年仅18岁的妻子和老父亲。保长骗他们说，我到张家口做买卖去了，村里人都传说我已经死了。妻子没办法，只好到清河去做工，而老父亲到保长家做了长工。
（路久文老人现已去逝，此文根据2002年采访记录及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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