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健律师的正义之声——口述中国劳工对日索赔
康健，女，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紫竹院路人济山庄）主任，执业23年。1995年参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十年来，先后几十次无偿或自费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海南、辽宁六个省的三十个县市对劳工、慰安妇等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在中国对日索赔的25起案件中，参与了其中的14件，是中方律师参与最多的一位。因而，方元律师事务所的正常工作受到较大的影响，但出于一种责任，康律师仍坚持了下来。
我作为中方律师参与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是1995年的9月，我当时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之一参加世妇会。在世妇会上，全国律师协会组织了一次中国女律师和日本女律师的交流。在交流会快结束的时候，日本女律师大山点子（音）提出来，说慰安妇的诉讼在日本准备提起，但是因为日本律师不方便做调查，看看中方律师能不能协助调查。这个话题因为在95年的时候还属于非常敏感的，基本上中方律师没有参与，我犹豫了一下，作为一个法律事务不是不可以，所以就比较模糊地同意了。
世妇会结束后，10月份，大山点子律师专程来北京跟我们谈这件事情，希望能合作。这样我就发现日本律师很认真做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再用含糊的表态是不可能了。开始，我觉得日本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作为律师，如果这件事作为一个法律事务的话，不就跟日本人辩护。但这件事情太特殊了，牵涉到战争期间的责任，而且牵涉到日本政府的责任，日本律师做到什么程度、抱着什么心态来做，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要求我们可以考虑，但是我要看一下起诉书，因为从起诉书可以判断出一个律师是投入什么样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作为专业人员的感觉。日本律师后来就回去了。
到12月份又来北京，大山点子律师、魏山红（音）律师，就是前年获得感动中国十个人之一，他是整个案件律师团的团长、小野（音）律师、渡边律师，五个律师他们一起来北京。他们考察我，我也考察他们，互相问，他们问我抱着什么样态度参加这个案件；我也问，你们作为日本人为什么做这个案件，很坦率地谈。但这个时候，我已经看了他们的起诉书，我觉得写得很出色，内容很有说服力，很用心的，所以我就表示同意，可以合作进行调查。
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调查。因为作为中国人来说，觉得这段历史，日本侵略中国干什么好事了，肯定没干什么好事，这种事实还用说吗！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去山西做慰安妇调查的时候，我也是很震惊的。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且不说那个地方偏远到什么程度，我们坐车把手都磨出泡来，就这么难走的路。因为车的底盘低了进不去，我们租了面粉厂一辆五十菱的卡车，因为路太颠，只能用手紧紧地把着车。进山调查完再出山的时候，手磨出三个泡。而且到山里面看的时候，那些受害人的陈述，简直是特别震憾，那么残酷，跟你看小说、看展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亲自听说话者的讲述，撕心裂肺的。我们问得非常细，她也回答得非常细，而且必须得细。后来，我们就带她到慰安所，当时日军的窑洞去了。因为她从慰安所放出来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但是为了我们的取证，为了确认她到底是不是。如果她没有在那儿呆过，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她也找不到。结果带她去就找到了。当时那个表情非常复杂，使劲挡住自己的脸，那个伤痕，受到日军的蹂躏，觉得见不得人。那个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老百姓说她们是钻过炮楼的女人，很歧视她们，她们真是鼓起勇气拍照、录像的。
调查完以后，我们向日本律师提供了详细的调查笔录。这件事我觉得虽然给我们的震憾很大，但我认为这就结束了，我的工作做完了。没想到，日本律师说让我们7月份陪原告到日本出庭，那是原告第一次到日本，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
当时，她们俩非常紧张，我也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日本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因为在她们这些老大娘的脑海里留下的，日本兵就是暴徒。她们走之前跟我说，我们到那儿去告他们的政府，会不会杀了我们。我说不会杀你们，但跟你们使坏到有可能，我脑子里有这种想法。一下飞机的时候，没想到在机场，她还没有办入国手续的时候，飞机舷梯那儿有廊桥，有好多记者围在那儿，照像机、摄影机。我也觉得吃惊，以为飞机上有什么重要的客人。我想老大娘小脚，咱们好好走路，别被闪光灯闪着了。我就扶着她们，结果没想到记者都拥到她们俩那儿。她们马上就害怕，说是不是要杀她们。她们俩手脚都冰凉，大夏天，7月十几号。她们俩真是紧张，两人紧皱着眉头，紧紧抓住我的手。我说都是记者，不会的，我笑着安慰她们，说没事。实际我心里也紧张，是怕她们俩犯病，所以原计划在机场的新闻发布会，她们俩死活不说，后来我只能给有关方面讲，她俩身体不好，就取消了。但我们到日本以后，我们开庭，日本右翼喊口号，拚命地喊，让我们滚回去。开完庭有许多市民集会，我们就感觉到日本太不了解这个事实了。我在日本的感觉，日本人很有礼貌，所以日本人不相信他们的前辈会到中国做这么野蛮的事，因为他回到本国内是很有礼貌的。一个是他教育中没有，再一个他日本人在他本国内就那种彬彬有礼的样子，动不动对不起、你好，这些基本是他们的口头语，所以很难让人相信；再加上日本兵回去以后，他们有纪律，不许讲这些事。
后来，日本律师就提出来劳工调查的事还有些困难，有些企业找不到原告，说能不能帮助。当我看到他们做这件事后，我说可以，但我没想到做这么长时间，一下就做10年。在96年的夏天以后，开始了劳工的调查，在做慰安妇的同时做劳工的调查，日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这段历史了解得极少极少，另外日本回到日本以后很有礼貌，而日本国民在他本国内就是那种给人非常有教养、有礼貌的感觉，有那么一种氛围，所以，他们历史教科书没有，在民族习性上看不到这个氛围，国内氛围看不到这种野蛮的东西，所以，他就不相信有这么惨痛的事情，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兵简直是野蛮之极，所以两个差距非常大。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些日本兵，在中国领土上杀戮、野蛮的嘴脸回到国内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在日本国内看到的那种反战和平展览，他也跟中国的反战展览不一样。他就讲一个日本兵入伍前，他家里是多么的和睦，人口齐全，与父母、妻子、姐妹照的像，眉清目秀，根本看不出野蛮杀人的那种表情，但是他后来没有回来，一个钢盔，头上有一个子弹眼，后面一个水壶，就说战争让他没能回来。没写战争给外国人，中国人，东南亚他侵略的地方，杀死了多少人，这样的东西你看不到。
因此，我们的对日诉讼就像炮弹一样，一下炸了起来，把这件事实给掀起来了，而且我们的说话者年龄那么大，都是七、八十岁的人，而且有些人是没有文化的，但这种事实讲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不是编出来的，慰安妇发自内心的。那两个慰安妇说到痛苦的时候，差点昏过去，这是装不出来的。劳工也是这样，每次到劳工现场都很沉重。我们看到日本对这些事那么不了解，中国这么多年不是没有向日本主张权利，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条件。在中国告日本国是不可能的，到日本告日本政府，没有日本律师的介入是不可能提起这个诉讼、澄清这段事实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坐下来了，当然这件事做起来没有一件是虚的，全都是实的，靠任何口号都是完不成的，都得靠咬牙挺着才能完成。日本律师咬牙挺着，我们参与者都得咬牙挺着，陪钱，艰难啦！耗费精力，而且调查的那种艰难，经济上的这种压力，承受这些痛苦的事内心的震憾。所以我们调查经常不去吃饭，心里堵得慌。因为我们不是晴蜓点水式的调查，问得非常细，细微末节全要调查，调查一个人我们基本上要问3到4个小时，还分几次，一个人至少三次调查，回来再整理。所以要完成一个人的调查得40多小时才能完成。我们现在有300多个原告。去的地方，慰安妇主要是山西和海南，劳工调查最先是从北京开始的，路好走，家里也有电话，而大部份劳工家都不是这样的。
劳工调查这块儿，劳工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山东、河北最多，北京的郊区原来都属于河北。北京市也有，当时叫北平，剩下就散在山西、江浙、上海一带，从南到北都有。劳工他们都是被抓的，农民最多；然后就是战俘，有八路军战俘，也有国民党战俘；另外就是一些游商，日本扫荡抓来的。日本兵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抓了劳工后，跟货物似的，塞到船舱底层，有的在矿石上睡，有的在煤渣上睡。日本船回去的时候，把劳工带到国内，把资源也带走，连大葱、黄豆、大米，还有麦子粒，这些东西都随船走，就是掠夺。但是劳工抓去以后，一开始，他们都不知道去哪儿，上船以后，才知道到日本，为什么原因怎么回事他们都不太清楚。但是通过这个诉讼以后，通过日本律师他们的调查，提供的资料，我们才知道，实际这个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有组织进行的。抓劳工的背景就在于日本在侵华战争一开始的1931年，即918以后，陆续把东北即伪满洲国，那个时候就把华北地区劳工抓到满洲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战线拉长，兵源不够，这样的话，日本有很多人参战，国内劳动力急剧下降。
这样他国内就急需劳动力，特别是国内一些危险作业，如开矿、土建这些。日本大部份就剩妇孺老少，青壮年很少。这样日本土木工程协会就向日本国会提出来，希望能增加劳工。因为在此之前先把朝鲜人作为劳工，朝鲜当时属于日本附属国。但劳工还不够，就希望华人作劳工。1941年底到1942年初，日本土木工程协会提出来，日本政府就组织人进行调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大东亚省驻北京的人，日本土木工程协会的人就到中国来。在他们的组织下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谈怎么样输入劳工。在这个会上，他们认为华北，即山东、河北劳动能力比较强，又没有什么文化，好管理；再一个这些地闹灾荒，比较好征用。最后，他们通过几次考察，日本国会就在1942年11月份就制定了《华人劳工输入》这么一个决定。我们叫他内阁会议决定，正式以国家的决定来输入劳工。1943年初的时候，先做试验。三井矿山、鹿岛先做试验，先输入了几千名。他们输入劳工分几种方式：一种是行政供出；还有一种叫征用。行政供出，通过伪政府、华北劳工协会。华北劳工协会总部在北京，在北池子那边。但是华北劳工协会可不是伪政府的人，它的会长是中国人，但是副会长，其他的人全是日本人。这个名单，华北劳工协会的那些文件我们已经找到了。华北劳工协会是日本人组成的，它顶着中国人的名目，是由日本人做决定成立的。那么，以华北劳工协会的名义跟日本的公司签订合同，从表面上把这件事情合法化，但是实际劳工本人一个都没有签过合同。
到后来，行政和征用还是赶不上日本的需要以后，他们发现中国人很好用，全干的是危险的作业，而且没有工资，没有任何待遇，以很低的代价摄取很高的利润，所以日本就增加幕集。
北京海淀这几个劳工跟行政供给有关系，是骗招的。保长说你到昌平去干活，但实际被带到日本了。这样还不够，后来日本兵就采用扫荡的办法，日本人叫“猎兔”，像抓兔子一样的这种方式来抓人。河北农村很多农民就这样包围、合围被抓的。突然某个晚上把一个村子包围了，人都睡觉了，把人弄起来，壮年就抓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小的11岁，最大有60多岁。按照日本内阁会议的决定和那些文件来说，要抓18岁以上，40岁之内的，实际他完不成这个任务，为了充数，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要。骗抓的少，但是就是骗抓的也是哄着去的。
海淀这几个劳工也是到了新民会后就被反锁起来了，马上强制起来，然后关到中转地方，上船前在塘沽。塘沽冷冻公司是劳工集中营，另外就是北京的西苑也有一个劳工集中关押场所，也是一个集中营，这些地方都是日本兵把守。而且这些地方大部分是战俘，管理比较严。几个大的战俘集中营，北京西苑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山东济南新华院，天津塘沽，现在的青岛体育场也是劳工关押场所，都是比较大的，上海也有一个。
日本国为了支持他的侵略战争持续，所以他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制订了抓中国劳工的决定，这些事的完成是跟日本公司一起完成的。所以我们起诉的时候为什么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作为共同的被告。
在日本这些诉讼中，劳工诉讼有13件，还要增加，基本上现在还在的这些企业都作为被告了。因为当时抓劳工的35家企业、135个作业场所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公司不存在了，现在还存在21家企业。这21家企业是很大的，都是有血债的。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对他们了解，对他们应该说“不”字，我反对抵制日货，但是我认为这些有战争罪行的公司我觉得应该是抵制的。
我们做劳工调查，就要劳工受害者的基本事实，我们中方律师完成。日本律师做一些在日本国内存在的有关日本政府责任的档案。我们在中国档案馆也找到一些档案，证明华北劳工协会是日本人组成的。华北劳工协会在东京有一个事务所，而且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务所，我们找到一个人，他当时作为驻派员派到日本去，他提供了一些他知道的内幕，就是华北劳工协会完全由日本直接领导的，跟他直接联络的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兴亚院的人。兴亚院是日本外务省，大东亚省的前身，即现在的外务省中国科。所以作为驻派员，他在东亚事务所呆过，他会日语，他们所长开会都是兴亚院召集的，都是日本的政府、劳动机构召集的。所以，经过中国律师、日本律师这么结合起来完成的这些调查，使这段历史事实比较厚重，而且也有力度，所以日本政府就非常恼火，对这些诉讼非常恼火，等于把他的画皮给撕了，在日本国内的画皮给撕了。这个诉讼也让我们中国人学会了怎么样去维护自己被侵害的权益。
我觉得也让我们中国人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们了解事实只是在中国这部分，不了解日本那部分，所以这两部分结合，就比较充实了。
目前，中国人的诉讼在日本提起总共有20多起，而整个基于战争问题，即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案件在日本有40多起。从八十年代起开始，最早从韩国开始，韩国的慰安妇和劳工，另外还有英国、美国的战俘劳工、菲律宾的慰安妇都提起了，但是都是败诉，没有一个胜诉。中国大陆的23件，包括香港、台湾是25件。
诉讼在日本不断地开庭，这个事实也让日本国民对这个事情，从消极对待，逐步地比较积极。我只能说比较积极，因为日本国民了解这段历史还是少数，不是少数，而是极少数。
这些诉讼现在还正进行中，目前劳工案件绝大部分都作出了一审判决，到最高法院三审的有2件。其他大部分还在二审，还有4件在一审，9件在二审。这个诉讼，虽然败诉居多，上诉劳工案件胜诉的只有4件，1件二审胜，现在状况是这样。但是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也一个一个死去，我几次谈到非常艰难，我就不想多谈了。只要介入的人，都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如果没有日本友人的帮助，没有原告的信心，这件事是很难完成的；没有中国律师的介入也是很难的，这是多方面的力量综合起来。这个诉讼太特殊了，需要媒体的帮助和介入，所以媒体在这个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在日本的律师团里，有好几个律师团，大的律师团叫中国人战争受害者律师团，这个律师团筹办了20多件各类案件，如大屠杀、尉安妇、武装轰炸、劳工、毒气弹、细菌战等，都全部涵盖了。每一个案件又有一个小的律师团，这样300日本律师组成的，大概有三千志愿会的人，为的是把这段历史弄清楚一些。这些案件说让世界震动也不过份，因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人都找到这儿来问这些事实。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他是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人类和平和人的尊严怎么维护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的事，不是狭隘的民族感情就把这个事了断的。
我在日本的时候，我说我是中国女律师，除了日本法庭发言，另外还有市民集会，到他们的议会、外务省去交涉，向日本的自民党、民主党、共产党员等做游说工作。抗日战争纪念馆确实也做了许多事，特别是劳工普查，这件事情很艰难，虽然太晚了，但只要做总比不做好。这个案件很特殊，成功与否，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行。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这段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