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精神永存
——纪念“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逝世五周年

中关村早期创业案例：

陈春先和硅谷创业精神在中关村发展的故事

　  二十六年前，1978年夏天，一批大陆中国的核科学家到美国访问，这是美中两国政府在隔离30多年后，尚无正式外交关系情况下所做的特殊安排。在12名中方代表中，有一个44岁的陈春先教授，他是中国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带回美国先进试验室的最新知识与经验之外，他带回一些当时中国同行都不清楚的新事物：硅谷的创业精神。谁也未曾想到，这导致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开始。八年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试验区，而国家科委启动了全国科技园区的高潮；“火炬计划”。
　  在访美的短短五周中，他们在分布于美国不同城市的约20个核聚变和核物理试验设施之间忙碌着，但对于陈春先教授来说，使他最为感动和震惊地，是当他踏进硅谷和128公路的小型高科技公司，而一些华裔美国朋友向他讲了许多苹果、HP、王安等等的创业故事。他三次访美(1978-1979)后，陈春先成为硅谷创业故事的积极鼓吹者。朋友们说：“这就是硅谷为什么会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地区，大约每年本地产值高达400亿美元(当时是天文数字)。虽然科学家个人致富在中国不是受鼓励的，但400亿美元的GDP无疑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于是，陈春先教授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反反复复向许多人：科研的同事、朋友、科学院的领导人、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官员讲解在访美时听来的硅谷创业故事，“口袋里有钱的人和头脑里有想法的人走到一起，在”车库“里开办一个创新作坊式的公司，几年以后成为年产千百万的巨型公司”。在美国他们称为“技术扩散”，就是科学家、工程师从名牌大学，国家实验室把技术成果带到周围地区办公司。陈春先补充说：“中关村有科学院、北大、清华，人才集中度不比硅谷低，为什么我们不能参考硅谷的模式搞一番试验呢？”
　  两年来，他反复讲硅谷创业的故事，人们反应如何呢？首先，没有人了解“硅谷”是怎么回事，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与我们能有什么关系？对于利用科技知识多做些贡献，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热烈，当时教师去兼课，工程师星期天去乡镇企业兼职，演员“走穴”，社会上已开始出现并已初步被认同。至于用科技成果办公司发财，普遍认为是“天方夜谭”。在当时的体制下，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研究所研究什么，有多少经费，完全由国家计划决定，更不要说个人办工厂或研究所了。有的官员认为这完全是“疯话”。经过两年的努力“试验硅谷模式”的想法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1980年中，偶然遇到了一个机会。当时陈春先被选任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第一任理事长，而“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属于北京市科协，这是一个称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的地方。其领导人说“凡是有利于四化的创举，我们都支持”，他同意成立一个机构：“服务部”，作一些试验。有问题就解决，出错误再纠正”。于是就安排了1980年10月23日下午在市科协召开的学会常委扩大会。由陈春先教授作了名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访美报告，会上讨论很热烈。会后把成立“服务部”的建议写成书面文件上报，大约在年底之前名为“北京等离子体协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机构成立了。(英文名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实际 步骤是：北京市科协出一个”批文“，据此到公安局批准刻一个圆形公章，再到银行去开立一个机构帐户，为此，科协借给服务部200元人民币。这样服务部就可以“承接”外单位的科技开发和咨询任务，接收对方付给的“转帐支票”了。
　  服务部成为一批热心的志愿者(有时达10余人)活动的场所，下班后来到一间旧仓库(以后搭建了两间木板房)，从事各种各样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同时，也搞了一些待业青年培训。由于学会里有机械、电机、电子、仪器、激光、数据处理多种专长的科技人员，可以“承接”的委托任务有多种选择，干的非常起劲。每个项目的“服务费”一般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包括材料费)，第一年(1981年)底大约收入2-3万元。用了一小部分发给参加工作的成员少量津贴费，一般为每月7-8元，最多每月15元。(当时本科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56元，级差7-8元)。
　  人们没有太注意“硅谷模式实验 ”的口号和目标，但是每月15元的津贴费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这些人给自己涨了两级工资”，因为在当时的观念下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发财致富是“一种”可耻的资产阶级“思想”，科研人员办公司从事商业活动更是不可容忍、难以想象的行为。陈春先教授所属单位领导更是加以总括：“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对于服务部的成员犹如当头泼一盆冷水。15元钱虽微不足道，但引来的非议、指责都是使人心有余悸的。(离“文革”才3-4年时间)，到了1982下半年，服务部活动已经很少了。但陈春先教授坚持不承认有错误，而市科协的具体领导人也坚持服务部的方向“没有错”。
　  刚过1983年的新年，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央领导人对服务部有直接的批示。陈春先费了大力气才到国家科委办公厅手抄了政治局三位领导人(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的批文，其中完全肯定了“陈春先和服务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肯定”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 在中国经济和科技体制的观念，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这种民众自发办公司在西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社会难以接受的。此次高层意见引起了地方政府态度的变化，当时海淀区政府的领导是一批有眼光、有知识的干部，他们对科学院人才的主动倡议响应非常积极，希望能对海淀区的经济发展有所推动。因而在两个月内陈春先等人就与海淀区工业公司合作，成立了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在其基础上又成立了华夏电气厂和电气服务公司。此后，京海、科海、四通、信通等一批科技人员兴办的公司也相继成立，中关村出现了许多销售电脑，提供软件开发和应用服务的公司，这就是最初的“电子一条街”。 
　  围绕中关村巨大的变化，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人说：中关村只会作生意、赚钱。有人说：这是“骗子一条街”。但是，这些指责被电子一条街的高速成长所掩盖。1983-1988年五年中，出现的新型公司，增长很快，以四通为代表的一批公司年销售额有的已经突破亿元，海淀区政府总结出“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组合、自筹资金”。“两不”：“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凡是符合这些要求的新型公司，都叫做“民办公司”(代替很敏感的“私营公司”)。这是中关村的主要创举。到了1988年，民办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北京市经济增长的热点，逐步引起了国家科技主管部门的关注。1988年国家科委启动了全国的“火炬计划”。而中关村的发展道路，经过由中央办公厅主持的国家七部委联合调查组深入全面考察，得到最高层领导的认可。(为中关村调查总结出版了一本名为“希望的火光”书)。在调查报告引言明确指出：“1980年，这里发生了一件建国三十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在中国条件下发展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这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型”。1988 年国务院发布了18条针对中关村的优惠政策，把中关村作为全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当时全国正在农村发展“包产到户”的模式，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由十几户农民自发的行动引起的全国性改革的浪潮，根本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和经济关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中关村的改革和巨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是不难理解的了。
　  从此，中国的科技园区热潮全面兴起，到2003年国家科技部进行“火炬计划”15年总结时，以民营科技企业为主的中关村模式，已经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区 的主流，全国已有36个，产值达 1.8万亿元。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
　  20多年过去，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翻，改革开放政策空前深入。回头反思20年前中关村发生的故事，人民群众自发的创举经常是推进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总体构思把13亿人民在全国各地的创新和实践汇合成巨大洪流，其中也包括中关村和小岗村这样的小溪 。
（本文系2004年3月，陈春先受中关村开发区委托，应美国斯坦福大学专门研究中关村发展历史撰著的要求，由陈春先本人亲自撰写、修改，并译成英文。）